无国界医生项目协调员伊斯利姆医生（Dr. Hani Isleem）陪同这13名儿童及其家属，前往瑞士接受治疗。他亲身见证他们所承受的创伤与苦难。
作为无国界医生的医生，我曾参与15次医疗撤离行动，协助病人从加沙撤离，撤离的患者途经埃及与约旦，之后再被转送到其他国家。作为促成瑞士和欧盟当局经约旦进行医疗撤离的合作伙伴，无国界医生已参与安排病人前往瑞士、爱尔兰、英国和西班牙。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记录，目前有16,500名病人正在等待医疗撤离，但这仅是沧海一粟，仍有更多病人亟需撤离。撤离名单上大约一半病人是种族灭绝与轰炸的受害者，他们身上有严重骨折、烧伤、脊椎损伤、截肢，并且几乎无法获得康复治疗。其他病人则患有先天疾病或心血管疾病，他们的病情因治疗延误而恶化。饥饿与延误治疗让他们的状况日益恶化。
陪同病人前往瑞士，让我清楚看见他们正面对的艰难处境。这一轮撤离共有13名儿童及其家属。他们筋疲力尽、饱受创伤，同时还在担心留在加沙的亲人安危。有一个瞬间令我深受触动。在安曼的阿丽亚王后（Queen Alia）国际机场，一名旅客牵着狗经过，母亲们轻声说：“看，连这只狗都有护照，可以到处旅行，而我们却不能。”她们表面上笑着，但这句话却说出了巴勒斯坦人长年所承受的不公与非人道对待。
在安曼停留期间，他们每天获得三顿饭，对我们而言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对他们却是难以置信的体验。这让我意识到他们的营养不良的程度有多严重。许多人甚至因身体长期缺乏营养、一下子不能适应正常营养摄入而出现肠胃炎症状。在加沙，他们连每天一餐也很难做到。
撤离过程本身既复杂又令人沮丧，许多病情危急的病人往往在等待中死去。在一场以色列袭击中，我们的同事卡拉达亚（Abed El Hameed Qaradaya）和一些人受了伤，另一名同事哈耶克（Omar Hayek）当场身亡。
卡拉达亚伤势危重，急需手术，但在加沙无法进行。我们尝试将他撤离，但他在等候撤离许可的两天内去世。如果能及时获得适当治疗，他本可存活。我能想象有多少病人像他一样在等待之中死去。官方数据显示，约900名登记撤离的病人在获得撤离许可前就已离世，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另一个挑战是目的地国家有限，愿意接收加沙病人的国家非常少，且往往设有严格的“条件清单”。此外，这些国家通常优先接收儿童，但儿童仅占所有需撤离病例约25%。成人与年长者经常被拒绝撤离，而繁琐的文件、安检及医疗审批更造成了进一步的延误。
每天，我们都在目睹人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看着病人在等待撤离时死去，是最令人心碎的感觉。然而，也有些微小的瞬间，深深烙印在我心中，悲伤与欣慰交织。
在另一趟从安曼出发的撤离中，我们与几名孩子乘坐一辆救护车，途中，一名孩子突然兴奋尖叫，因为他看见一间卖巴克拉瓦（baklava，一种酥皮甜点）的甜品店。我请他们进店里，孩子们立刻奔跑进去，其中一个男孩马上给还在加沙的父亲打视频电话，给他一一展示店里的甜点。父亲凝视着屏幕上的巴克拉瓦，眼神中满是深深的渴望，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能把这些甜点带给他。
孩子们欣喜若狂，笑声不断，迫不及待地挑选甜点，并反复说他们已两年没吃过巴克拉瓦。这是一个微小却深刻的提醒：他们失去的不只是食物，还有童年最简单的快乐。
我本身是巴勒斯坦人，父母来自加沙，我仍有家人留在当地，但我一生从未能探望他们。目睹人们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令我心痛不已。更痛苦的是，当我听到有人说：“加沙不是停火了吗？为什么不能在当地接受治疗？”可事实是，逃离加沙的人并非出于选择，而是为了生存。
加沙的医疗系统已崩溃，医院被摧毁，医护人员流离失所，医疗物资极度匮乏。许多病人需要的治疗在当地无法提供，在医疗系统重新建好之前，医疗撤离就是唯一能救命的方法。尽管所谓的停火协议还在生效，但人们仍在武装袭击中丧命。
我还常听到另一种说法： “你们为何要把加沙人都带走？”我需强调，医疗撤离并非鼓励移民，病人保有返回加沙的权利，治疗完成后可回到家园。我们会向病人及家属保证，当后续护理及药物供应稳定时，他们有权返回加沙。
在这份工作中，每一天都带来新的故事——关于苦难，也关于坚韧与希望。作为医生与人道工作者，看着病人因等待撤离而死去，心碎得难以言喻。但每一个被救回的生命、每一个能再次品尝甜点、玩耍、康复的孩子，都让这份工作更显深刻意义。
附注：瑞士政府组织撤离20名儿童及其78名家属，前往瑞士接受进阶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