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生活在世界上最偏远地区的女性，故事展示了她们面临的相似挑战－如何在分娩时保全性命。而这些风险本可以提前预防。
赫敏那（Hermina）生活在中非共和国，穆贾纳图(Murjanatu)生活在尼日利亚北部，萨伯拉（Sabera）则是一名生活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尽管她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但同为面临困境的孕妇拉近了她们的距离。
赫敏那把孩子用彩色毛毯包着抱在怀里，她说道，“我早上5点出发，直到9点才走到这里。我只能一个人来，我的爸妈要明天才能到。我丈夫也想来，但是他的自行车坏了。”她身处中非共和国北部的巴坦贾福（Batangafo）医院，很多女性跋涉100公里来到这里接受产检。
这些女性都有着类似的故事。去到提供护理的医护工作者那里接受诊断时，她们要长途跋涉。无国界医生在巴坦贾福的医疗负责人卡伦齐（Nadine Karenzi）说，“她们面对的困难始于卫生中心不足而导致人们很难获得产科护理。紧接着还有村庄离诊所太远，缺少交通工具，不安全因素以及出行的成本高等。”有些卫生中心仅营业到下午早些时候。还有一些其他情况，像是由于安全因素，当地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员工或者足够的药品。
在尼日利亚北部，穆贾纳图正在无国界医生支援的新卡菲综合医院等待着被转诊到另一家医院治疗严重贫血。由于没钱，她拖延就医，甚至是基本的产检。“如果你没钱，你就不能去产科问诊。没人会给你看病，除非你付钱。”有些妇女会长途跋涉200公里来到新卡菲医院寻求无国界医生的免费服务。
在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萨伯拉分享了类似的经历。“有时，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卖掉家里的物件或者借钱去医院。”目前，她即将要生下自己的第六名孩子，她强调了女性普遍面临的障碍，“一些丈夫会让自己的妻子去医院，有些人则不允许。”
无国界医生在新卡菲的助产士总管欧蒂斯（Patience Otse）说道，“女性在家苦苦挣扎，有时甚至是出血或者面临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没有丈夫的允许她就不能去医院。当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只能待在家里等他回来。”
和无国界医生合作的助产士兼性和生殖健康专家维维斯（Raquel Vives）表示，孕产妇死亡经常被忽视，尽管联合国警告称每两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孕期并发症或分娩而死亡。“这并非不可避免的悲剧—如果有及时的照护，大多死亡可以避免。重要的是要确保尽可能多的女性能在具备专业助产人员的医疗机构分娩。但是在我们工作的很多地方，医疗资源连处理普通顺产都捉襟见肘。不足以应对复杂分娩。如果人道援助资金继续被削减，危机只会愈演愈烈，将上千名女性和新生儿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很多威胁到怀孕女性和女孩性命的并发症是可预防的。最常见的情况就包括产后大出血、难产和感染。未确诊的高血压也可能导致子痫——一种危及生命的病症。
新卡菲综合医院的助产士萨利图（Madina Salittu）解释说，“高血压有时和不安全环境、恐惧和焦虑有关。很多女性没有办法获得产前护理，她们也就没有监测自己的血压。”贫血是另一个和产科并发症相关的高风险因素。欧蒂斯补充说，“如果我们接收了90名孕妇，很有可能其中70人都有贫血，这就增加了输血的相关需求。”
菲奥索娜（Alida Fiossona）在比尼奥拉怀着她的第三个孩子。比尼奥拉是一个紧邻巴坦贾福的待产之家，无国界医生开设这个机构是为了确保那些被识别出有高风险的女性能获得及时的照护。除了医疗方面的担忧，菲奥索娜还指出了很多女性面临的社会污名。“有人会嘲笑并且边缘化那些来到待产之家的人。但是，我的健康更重要，他们的意见我不在意。”文化信仰也是个强大的挑战，欧蒂斯说，“如果你在家分娩，你会被看作是个强壮的女人。如果去医院的话，你就不是。”
维维斯说，“导致孕产妇死亡最重要也经常被忽视的原因就是不安全流产。尽管不会致命，但是会产生长期影响，像是不孕不育和慢性疼痛。在我们很多项目中，我们经常治疗那些因自行堕胎或在不卫生条件下由未经培训人员实施堕胎后出现严重、危及生命并发症的女性。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限制性法律，污名化以及难以获得避孕措施都迫使女性选择危险堕胎。”
语言是另一重障碍。无国界医生支援的巴坦贾福医院的助产士巴蒙格（Emmanuelle Bamongo）解释，很多女性不愿来待产之家是因为担心自己不会说桑戈语（当地的一种主要语言）而被嘲笑。奥若琳就是这样的例子，她怀孕了10次，只有6个孩子活了下来。现在她在比尼奥拉，这也是她第一次在医疗机构分娩。
奥若琳解释说，“我们没钱。去医院的话，你需要为自己和孩子准备衣服，但是我们负担不起。而且我也不会说桑戈话。”她决定寻求照护是因为受上次怀孕面临的并发症以及她家附近社区卫生工作者的影响。“之前，我对于自己一无所有感到羞愧，但当我亲眼看过后，我决定如果我再怀孕，我会尽我所能去医院。我把其他一切都放在一边，因为我想带着孩子健康回家。”
无国界医生员工姆贝尔科约（Ruth Mbelkoyo）说，“在这个待产之家建好之前，很多女性在前往遥远的卫生中心的路上就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有些人更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记得一名来自卡博（Kabo）的妇女，她头三次怀孕都没能保住孩子。她在第四次分娩的时候来到了医院，终于得以安全分娩。”
2024年，无国界医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协助超过36万次分娩，每天超过1000次，其中15%的分娩病例发生在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以及孟加拉国。但是我们的工作并不局限在手术室：无国界医生的目标是减少危及女性性命的延误就医以及就医障碍。
欧蒂斯说，“我们使用去中心化的照护模式。我们的团队并不是总能去到需要我们帮助的女性身边，所以我们和传统接生员和社区助产士一起合作，他们能协助分娩同时把较为复杂的病例转诊到初级卫生中心和这间医院。”
维维斯补充说，“当并发症增多，速度很关键，但是预判并发症的出现并不总是可行的。”
新卡菲的助产士玛蒂娜（Madina）说，“无国界医生在这里覆盖了很多需求，从食物和药物到必要的手术。他们还负责患者的交通，包括医院和社区间往返的费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无国界医生支持基层卫生站转诊并发症患者，并运营摩托车骑手网络，从而能够去到地形复杂的偏远地区。
在科克斯巴扎尔，一名在无国界医生戈亚尔马拉（Goyalmara）母婴医院工作的助产士说，“我们也试着在新生儿科门诊提高人们关于家庭生育计划的认知。我们尽我们所能去解释孕期间隔的好处和可用的方法，但是有些女性在这方面几乎得不到丈夫的支持。”
维维斯说，“孕产妇死亡率揭示了众多威胁女性健康和权益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经常不被注意。每一位母亲的四万，除了影响子女的生存，更使同样的风险在下一代身上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风险，因为女性经常缺乏获得及时、安全护理所需的自主权，资源或者决策权。”
在比尼奥拉待了2周，赫敏那安全生下了孩子。起初她还在笑着，但很快她变得担忧了起来。
她轻声说道，“我不知道她作为一名女孩将会经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