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内斯（Martínez）作为无国界医生护士活动经理刚刚完成了她的第二次加沙救援项目，她也是今年2月底最后一批离开加沙的国际救援人员的一员。自那时起，随着以色列当局决定注销37家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工作的许可，无国界医生所有的国际救援人员被迫离开加沙。我们目前仍致力于同巴勒斯坦员工一起，尽可能长期地在当地提供援助。
2024年11月-12月，我第一次去到加沙。之后，我在2025年11月又再次回到了那里担任护士活动经理，在那里工作了约4个月，直到2月26日，所有受注销登记影响的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工作人员都被要求离开。
当我了解到以色列不允许新的国际救援人员进到加沙来替换现有的国际救援人员时，我延长了我的任务期。作为在加沙南部工作的护士经理，我探访并督导南部的几处机构，还前往北部负责督导我们支援的赫卢（Al-Helou）医院，以及位于加沙城泽依通（Al-Zeytoun）地区诊所的工作。
即使在所谓的停火期间，也从未真切地感受到炮火的停止。无人机持续在头顶盘旋。你每天都能听到空袭。和停火协议达成前相比，伤亡人数或许有所下降，但暴力从未消失。
我这次甚至看到了更多的破坏。卫生系统被破坏，只有少数的建筑物还屹立在那里。有越来越多的帐篷和流离失所家庭挤在面积不断缩小的地区。整个情况毫无人性可言，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加沙民众因被迫生活在恶劣环境中而遭受的健康危害。
我们看到呼吸道感染病例：肺炎、支气管炎，以及在没有取暖设备的简易帐篷中暴露于冬季严寒中的儿童。由于清洁水源持续匮乏，我们一直在接诊急性胃肠炎患者。人们每天排在长长的队伍中只为打水，而他们过去两年多来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水源。由于拥挤的环境和卫生条件差，皮肤病十分普遍。
对伤口护理的需求很大。有段时间，我们每周都要进行900多次换药。很多人带伤生活了数月，这些伤口从未完全愈合。我曾为一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治疗，他因脊柱中弹而瘫痪在床，在这种居住条件下，患者容易出现褥疮，且后续极易感染。
我们还看到许多患者四肢上仍固定着外固定器，正在等待那些在加沙无法进行的手术。医疗撤离极为有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有超过1.8万名患者需要那些在加沙无法实现的专业的照护，但他们不被允许离开加沙。
我无法忘记穆罕默德，他才3岁却患有慢性营养不良，还有复杂的医疗需求。我们给他用治疗性牛奶，他的病情有了改善，但是他回家之后，情况又再次恶化。上次我见到他时，他瘦了特别多，因为他拒绝在医院外服用一种用于治疗营养不良的花生制品。他患有乳糜泻（又称麦胶性肠病），同时还有其他特殊的饮食需求。他还在等待着医疗撤离。如果没有办法获得加沙外部的医疗照护，像他这样的孩子可能就活不下去，无论我们花费了多少精力。
我们的巴勒斯坦员工也正经历着同样的现实。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不安、物资短缺和心理压力。遭受袭击的威胁从未消失。
目前，我们的巴勒斯坦同事推动着无国界医生的救援工作。但是，给他们提供远程支持和站在他们身旁提供支持完全不一样——两年多来，我们见证了一切，并支持通过不懈努力来维系饱受重创的医疗体系的人们。
当我坐在离开加沙的车上，我喉咙里像堵了块东西。每次我们回到加沙，当地的情况都会变得更糟。这一次，我离开的时候不禁在想，如果我们被允许回来，这里将会是怎样的场景？以及我们何时才能回来？
自2026年1月1日起，无国界医生无法将任何物资带进加沙。自2026年2月底起，在以色列决定撤销无国界医生及其他36家非政府组织在巴勒斯坦的工作许可后，我们所有的国际员工被迫离开加沙。
这对几乎完全依赖人道援助，包括水、食物、医疗保健、卫生设施和教育在内的所有援助的人们来说，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当地的需求极为庞大。
巴勒斯坦人想要我们讲出我们之所见，关于他们如何生活，关于持续的暴力和封锁如何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我现在所能做的。为他们发声。同时，我也希望有一天，无国界医生和其他组织能被允许在那里不受阻碍地工作，因为这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迫切需要的。
